起底“中绿传销”:投千元最低赚130万

起底“中绿传销”:投千元最低赚130万

  

     2018年10月9日,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,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“中绿”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、图片和录音资料,交给了警方。
  10月23日,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,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“解救”工作。李欢父母表示,不再进入传销组织。
 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“解救”工作的同时,新京报记者“潜伏”其加入的“中绿传销”,发现“中绿传销”在“李欢事件”后,为躲避查处,迅速变换窝点,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,将“中绿”的名字改为“中国商务商会”,将原本的“众筹模式”变为“分享经济”。
  传销头目鼓吹打造“中产阶级”,渲染“西方经济侵略”,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;伪造“国家政策”,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,来维持谎言。实际上,传销组织并无产品,也无实体,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,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,“投2900元赚130万”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。
  有传销高层表示,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,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。为了躲避查处,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,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“组织”检查。

起底“中绿传销”:投千元最低赚130万

  ▲10月25日,传销组织“中国商务商会”在秦皇岛一酒店包下宴会厅,宴请数百名成员,并在宴会上展示金牌,给大家洗脑。
  第一课:“讲师”的经历
  李欢举报事件后,秦皇岛中绿传销组织不再集中住宿,其中一个据点搬到秦皇岛海港区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。来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妇及其哥哥王建军租住在此。
  10月23日,新京报记者作为入会新人,被送到王建民处暂住。
  虽然房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,为了接待新人,王建民购置一张木床摆放在客厅,屋内还种了几株花草。40多岁的王建军躺在床上,看着写在墙壁上的“赚钱模式”,兄弟王建民与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润,显得“自信满满”。
  王建民一家负责对海怡学府小区内新传销人员进行宣讲工作。
  王建民作为“讲师”,给新人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为何进入“组织”。今年年初,他刚来秦皇岛时,哥哥王建华向他画图讲解“投资2900元如何收获130万元”,“投资的钱虽然不多,但是要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利,这不是传销才怪,”王建民不信这种“天上掉馅饼”的事情。当天夜晚,王建民趁人不注意,独自买票回了新疆老家,从此和哥哥王建华暂停了联系。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,一张王建华拥抱数十万现金、戴着大金链子的照片,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,他带上媳妇和老父亲,再次来到秦皇岛。
  在这一家人中,大哥王建华极具说话权,通过他的介绍,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岁的老父亲等6人离开新疆来到秦皇岛,谋求“暴富”。
 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“平台”,学习“纯资本运作”。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,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,获取分成。
  王建民一家也是“中绿传销”组织改名为“中国商务商会”后,发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。这个家庭里的最高“领导”王建华是传销组织的操盘手之一,行踪难觅,即便是面对王建民等亲兄弟,王建华的住址和关于其在传销组织内的具体工作,“也是不能打听的”。
  新京报记者发现,王建华所在的“中国商务商会”,属于新兴的“南派传销”。相对于以往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、控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“北派传销”,南派传销以“纯资本运作”、大打感情牌、畅谈人生发财梦为最大特点。
  60多岁的刘文君是“中国商务商会”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,10月23日上午,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,想请王建民讲讲课,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,王建民很热情、很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起底“中绿传销”:投千元最低赚130万

  ▲10月23日,一名女“讲师”在租住的房子里,给成员讲授如何拉人头赚钱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  洗脑:“忍辱负重的突击队”
  程岚出生于1976年,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。一个月前,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,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,通过长时间的接触,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,视作下线,鼓动其参与传销。
  新人会观看传销组织的宣传视频,其中秦皇岛圆梦园作为文化观光区,却被传销组织利用,曲解其中建筑的含义,号称是国家暗地支持,暗箱操作的映射。公园里的潘长江和姚明雕像,也被曲解为两人通过这个模式后成功的纪念雕像,以表示“平台”暗藏的巨大潜力。
  王建民告诉记者,圆梦园的一切都在映射着“平台”的发展动态,是每个入会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“圣地”。比如从“棺材”造型的火车站,寓意此地升官发财;圆梦园中的“石制沙发”,象征着“平台”是以寝室、家庭为单位进行运作。
 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圆梦园曾就此发过严正声明,指出有人盗取圆梦园的名义,涉传销之事。
  在记者到来之前,传销组织的人已带着程岚游览了圆梦园,向她介绍秦皇岛的“运作热潮”。整个过程中,传销组织的人员请程岚吃饭、付车费,让因感情问题离开家门的程岚,在这里体会到“温暖”。
 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,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“平台”的合法性上。
  这是他必须向新人介绍的内容,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沿海城市的地域优势,再从国家安危谈到“平台使命”。这一阶段,要让新人相信“平台”背后是“有国家支持的”。而“国家支持”的原因是为了对抗“西方的经济侵略,创造7亿人口的中产阶级”。
  王建民的解释里,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,“平台”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,从而富国强民,以对抗侵略。
 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,王建民又举例,“每月有超过500人的会议在秦皇岛召开,从来不用报备,当地政府不知道?一定会知道。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会不知道?会知道。大量的人用实名制购买车票进入秦皇岛,会不知道?会知道。”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介绍,“这是国家在默许,国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。”
  “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,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。”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。
  程岚有些相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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